广东垃圾村六成村民回收废品 身家过千万
兴宁井下村超六成村民从事回收废品业，身家过千万
南方农村报讯（记者黄栋林）在作家余华的小说《兄弟》里，主人公李光头在县政府面前静坐示威时，以捡路人的报纸、瓶罐换钱为生，他便顺势做起了废品生意，搭了茅棚、安了电话、装了电风扇，还嘲笑县长的工资不如自己雇的临时工。之后，李光头生意越做越大，最终成为大富豪。
在兴宁市水口镇，“现实版”李光头的故事早已在这里上演。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废品回收行业，已成为该镇两成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水口镇的废品回收业是由井下村村民先做起来的。在该村，超过六成人从事过废品回收行业，大部分人靠此发了家，少数村民身家已过千万。
挑糖箩，创业品尝艰辛
井下村现有17个村民小组，500多户2600多人，人均不到三分田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村里便开始有人靠收废品维系生活。
对于现任井下村支书兼村主任刘金祥来说，1985年第一次跟着大伯收废品的情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那时用扁担挑着两个“糖箩担”，一头是糖，一头是小百货，一边走一边敲打着手中的铁皮，发出“叮叮哆”的响声。小孩听到响声，便会拿着家里的牙膏皮、鸡毛、鸭毛等废品来换糖吃，口中还念着客家童谣：“叮叮哆，叮叮哆，苦瓜焖豆角！”一些老人家则会拿胶鞋底等值钱一点的废品换些针线、皮筋等小百货。
刘金祥说，第一天收废品就赚了四块钱，这让他很是惊喜。当时，一名乡村教师的月均工资尚不足二十元。
因其薄本厚利，越来越多的井下村民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，脚步也越走越远，近处到兴城、梅县，远则至惠州、东莞。
井下村民刘志标现在是东莞一家废品回收店的老板，回想起当年在外地做“换糖人”的日子，他感慨良多。“有一年大年三十我还在惠阳收‘三把毛’，看着别人家杀鸡宰鸭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刘志标所说的“三把毛”是指公鸡鸡冠顶上的毛，用于制作鸡毛掸子，过年时最容易收到。
创富
抢先机，获取行业高利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井下村的废品回收业进入黄金时期。彼时，以深圳为代表的一批珠三角城市加速发展，住宅、厂房纷纷拔地而起，容纳着全国各地涌来的人潮，而日新月异的城市每天也在产生着数量惊人的废旧物品。此时，以井下村民为代表的兴宁水口人已经在深圳、东莞、惠州一带沿街收废品多年。在开发浪潮中，他们成功抢占了当地物资回收业的高地。
于是，当年的“换糖人”骑上了摩托车，开起了小店。刘志标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：“开店后利润变少，但废品数量增多了。”
刘志标们生意的好光景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。“那时每吨铁能赚600多元，每吨纸也能净赚400元，利润是现在的两三倍。”刘志标介绍说，铜线当时的利润率也高达40%左右。在东莞，一些废品收购者还会打通内部关节，将整个工厂的废品全包下来，这种“包厂”的方式利润则更加丰厚。
废品回收者虽然可以收获高利，但有时也会遇到假货。刘志标告诉记者，一次有人载来一车铜线，他简单看过之后，觉得质量不错。而等卖方收钱走后，刘志标把货卸下来拆包一看，一捆捆铜线里包的都是水泥块。
修村道，一出手便十万
凭借废品回收这一特色产业，井下村民的财富积累迅速增加。
“逢年过节，兴宁唯一会塞车的地方就是井下村村道。”1月13日，刘金祥颇为自豪地说，电信、移动等公司每次搞促销都不去圩镇，而是把摊位摆在井下村。几年前，有报道称井下村每户有两辆车——一辆轿车、一辆货车；而现在，一些不再做废品生意的人，则卖了货车将轿车升级。“奔驰、宝马、雷克萨斯等品牌的轿车在村里穿梭已不稀奇。”刘金祥说。
富裕起来的村民并没有忘记家乡的公益建设。刘金祥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村里的主干道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六米宽的水泥路，全是村中老板捐资修建。
2005年，井下村把水泥路铺到了每户村民门口，甚至没人住的地方也通了水泥路。刘金祥笑着解释道，村民对祭祖很看重，村里干脆就把路铺到了许多祖坟前。“山上路宽一米半，山下宽两米半，自然村道宽四米。”刘金祥说，村里修路都是“先斩后奏”，即先修好路，再向村民公开账目，发动人们集资。“村民刘汉光一出手就是十万元。”刘金祥说。
十年前，有人已谋新路
然而，伴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与竞争加剧，废品回收业的利润空间正逐渐被压缩。1月13日，在水口镇开废品回收店的一位薛姓老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从去年7月开张至今，他只卖出了一批货。“不知能不能赚到1000块？现在搞废品回收很难赚钱了。”薛老板说。
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废品回收从业者，井下村民对行业利润的下降感受更为深刻。早在2000年前后，井下村最富有的几家废品回收大户便纷纷转变经营方式，有的往废品回收的下游产业发展，开办了熔铁厂、五金厂，有的开了电子厂、工艺厂，还有人搞起了房地产。
而对于刘志标这种经济实力尚不雄厚的废品收购者来说，转行并不容易。虽然几年来废品回收利润锐减让他对发展前景深感忧虑，但“收废品没多少技术含量，对其它行业几乎没什么了解”的短板，让刘志标不知转到什么行业才好。
南方农村报讯（记者黄栋林）在作家余华的小说《兄弟》里，主人公李光头在县政府面前静坐示威时，以捡路人的报纸、瓶罐换钱为生，他便顺势做起了废品生意，搭了茅棚、安了电话、装了电风扇，还嘲笑县长的工资不如自己雇的临时工。之后，李光头生意越做越大，最终成为大富豪。
在兴宁市水口镇，“现实版”李光头的故事早已在这里上演。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废品回收行业，已成为该镇两成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水口镇的废品回收业是由井下村村民先做起来的。在该村，超过六成人从事过废品回收行业，大部分人靠此发了家，少数村民身家已过千万。
挑糖箩，创业品尝艰辛
井下村现有17个村民小组，500多户2600多人，人均不到三分田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村里便开始有人靠收废品维系生活。
对于现任井下村支书兼村主任刘金祥来说，1985年第一次跟着大伯收废品的情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那时用扁担挑着两个“糖箩担”，一头是糖，一头是小百货，一边走一边敲打着手中的铁皮，发出“叮叮哆”的响声。小孩听到响声，便会拿着家里的牙膏皮、鸡毛、鸭毛等废品来换糖吃，口中还念着客家童谣：“叮叮哆，叮叮哆，苦瓜焖豆角！”一些老人家则会拿胶鞋底等值钱一点的废品换些针线、皮筋等小百货。
刘金祥说，第一天收废品就赚了四块钱，这让他很是惊喜。当时，一名乡村教师的月均工资尚不足二十元。
因其薄本厚利，越来越多的井下村民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，脚步也越走越远，近处到兴城、梅县，远则至惠州、东莞。
井下村民刘志标现在是东莞一家废品回收店的老板，回想起当年在外地做“换糖人”的日子，他感慨良多。“有一年大年三十我还在惠阳收‘三把毛’，看着别人家杀鸡宰鸭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刘志标所说的“三把毛”是指公鸡鸡冠顶上的毛，用于制作鸡毛掸子，过年时最容易收到。
创富
抢先机，获取行业高利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井下村的废品回收业进入黄金时期。彼时，以深圳为代表的一批珠三角城市加速发展，住宅、厂房纷纷拔地而起，容纳着全国各地涌来的人潮，而日新月异的城市每天也在产生着数量惊人的废旧物品。此时，以井下村民为代表的兴宁水口人已经在深圳、东莞、惠州一带沿街收废品多年。在开发浪潮中，他们成功抢占了当地物资回收业的高地。
于是，当年的“换糖人”骑上了摩托车，开起了小店。刘志标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：“开店后利润变少，但废品数量增多了。”
刘志标们生意的好光景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。“那时每吨铁能赚600多元，每吨纸也能净赚400元，利润是现在的两三倍。”刘志标介绍说，铜线当时的利润率也高达40%左右。在东莞，一些废品收购者还会打通内部关节，将整个工厂的废品全包下来，这种“包厂”的方式利润则更加丰厚。
废品回收者虽然可以收获高利，但有时也会遇到假货。刘志标告诉记者，一次有人载来一车铜线，他简单看过之后，觉得质量不错。而等卖方收钱走后，刘志标把货卸下来拆包一看，一捆捆铜线里包的都是水泥块。
修村道，一出手便十万
凭借废品回收这一特色产业，井下村民的财富积累迅速增加。
“逢年过节，兴宁唯一会塞车的地方就是井下村村道。”1月13日，刘金祥颇为自豪地说，电信、移动等公司每次搞促销都不去圩镇，而是把摊位摆在井下村。几年前，有报道称井下村每户有两辆车——一辆轿车、一辆货车；而现在，一些不再做废品生意的人，则卖了货车将轿车升级。“奔驰、宝马、雷克萨斯等品牌的轿车在村里穿梭已不稀奇。”刘金祥说。
富裕起来的村民并没有忘记家乡的公益建设。刘金祥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村里的主干道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六米宽的水泥路，全是村中老板捐资修建。
2005年，井下村把水泥路铺到了每户村民门口，甚至没人住的地方也通了水泥路。刘金祥笑着解释道，村民对祭祖很看重，村里干脆就把路铺到了许多祖坟前。“山上路宽一米半，山下宽两米半，自然村道宽四米。”刘金祥说，村里修路都是“先斩后奏”，即先修好路，再向村民公开账目，发动人们集资。“村民刘汉光一出手就是十万元。”刘金祥说。
十年前，有人已谋新路
然而，伴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与竞争加剧，废品回收业的利润空间正逐渐被压缩。1月13日，在水口镇开废品回收店的一位薛姓老板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，从去年7月开张至今，他只卖出了一批货。“不知能不能赚到1000块？现在搞废品回收很难赚钱了。”薛老板说。
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废品回收从业者，井下村民对行业利润的下降感受更为深刻。早在2000年前后，井下村最富有的几家废品回收大户便纷纷转变经营方式，有的往废品回收的下游产业发展，开办了熔铁厂、五金厂，有的开了电子厂、工艺厂，还有人搞起了房地产。
而对于刘志标这种经济实力尚不雄厚的废品收购者来说，转行并不容易。虽然几年来废品回收利润锐减让他对发展前景深感忧虑，但“收废品没多少技术含量，对其它行业几乎没什么了解”的短板，让刘志标不知转到什么行业才好。